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
歷史是由時代中的勝利者所寫出來的故事,而教育則是被這樣的故事支配著,我們需以哲學與藝術來解讀歷史。在歷史中,女性的身份一直都是一個不存在的本體,而同性戀、歧視、跨性別這三樣定義只是政治標題罷了。因為女性主義的公平正義會使集權力於一身的政府垮台,所以許多人(不一定只有男性,有些女性也是)都不願意打這場仗。1970年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曾寫出“觀看歷史”一篇評論,指出我們需要用一種嶄新的方式去閱讀歷史。此後在1980年提出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一種生命的政治技術學,強調身體主權與權利即政治的觀點,反觀傳統的死亡政治(neo-politics)-指傳統帝王透過凌遲罪犯、斬首示眾,以肉體的展示來宣示自身統馭的權威,這種直接曝入施力者與受力者的角色。在當代,政權掌握在知識權利之上但截至1980年代西方的歷史與知識檔案中並不包含殖民文化。在此佩西亞多提出一個問題:「如果政治需要用到死亡來控制人民,那誰能得到做這件事情的權利?」
身體、權利、本體、真相
藉由死亡政治提到關於國家機器(state apparatus)的驗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而我們的一生就是不停的在努力通過這個驗證因而有階級的存在。父權社會的體制就因此而來,而父權的開頭實屬跟聖經有很大的連結,在父權社會中,雖然「父親」並沒有辦法給予生理上的生命,但他能夠給予的是死亡,如同前面說過的死亡政治,「父親」得到了力量,並在概念上「虐待」開始成為一個得到事實(trues)的手段。在此一系統中,社會達到了聰明的「內在殖民」現象,如同偉伯(Max Weber)所說的兩性關係就是上司與下屬之關係但事實上,在17世紀前的生物學研究上,男女的生殖系統被認為沒有太大的差異,因此更能確立死亡政治的父權(neopolitical father)在15、16世紀或是更之前是一種性別上的暴力與權力的爭奪。
想像的締造
在無論是宗教或是西方論述中都曾經將生育歸納為合法性交的理由,19世紀也強調性本身含有使人失控而犯罪的危險性而嚴加控管。20世紀之後,工業資本主義的盛起,性逐漸宗教、生育、經淨的制約,轉化為個人論述範疇。但即使在個人與私人的狀態下,女性的的身份還是屬於一種附庸、被慾望及備宰制的對象。法國理論家維蒂格(Monique Wittig)的觀點強調性別與種族是社會建構的結果,由於上位者將歷史自然化,使性別看起來極其自然而不政治化。在當代歷史文本的研究需跨越過性別來思考,將偽自然秩序回歸社會現實。
性、藥物與生命政治在藥學性的春宮時代
佩西亞多的觀點朝向於當帶社會的分析。由死亡政治的「父親」及生命政治的「母親」這樣異性戀(heteronormative)所混合(heterogeneous)出的是當代社會中的是「藥學性春宮」(pharmacopornographic)的「孩子」。在此解釋,Pharmacopornographic「藥學性春宮」翻譯或許不太精準,文詞拆解上為pharma製藥、藥學性的,co是指company連結的,porngraphic指春宮、春畫或是色情。佩西亞多解釋這個詞的在他的研究中是指在當代社會藉由醫藥科學的發達,權力者能夠改變人民的身體,例如避孕藥的發明。在避孕藥發明的初始,歐美社會在他們的殖民國中首先發放這項藥物,企圖減少世界上的有色人種,其後以控制生育與個人性慾延展至一種普通而常見的藥物,同時醫學藥物的發達,使人的個體開始有機會能在生理上跨出「性別」用一種強烈介入的方式破壞原有的偽自然秩序。在二次大戰以降,流行娛樂的開端使得資本主義過為活躍,戰後商人使不需要的砲彈改為燙髮機,1953年開始的花花公子雜誌(playboy)以及迪士尼(The Walt Disney Company)娛樂開始有了不同的風貌,也藉由這樣的「春宮」(引人入勝及成癮)再度灌輸舊社會底下「異性戀為自然神聖而堅不可摧」的神話。
書寫是政治產物的再製
我們從出生以來就不停地在不同的機關奔走,從我們出生的醫院、學校、公司,或許中間走岔了進了監獄,出來之後回到社會中,繼續還是在不同的機關裡遊走,最後或許進入老人院、進入醫院,安寧病房最後暗暗地離去。我們永遠無法成為有主體性的個體,我們身上的每一個器官都能成為不同的政治意義,所有的性器官還是歸屬於死亡政治的所有。即便當代藥學能夠使我們改變生理條件,例如:外表的整型是不需要政府的許可,但是對於變性(即性器官的整形)卻需要政府的許可,這樣的箝制情況下,我們的身體還是不完全屬於自己的,這個主體性是不完全的,在這樣的機關環境中,只有博物館或美術館能夠稍稍地在中間抗衡,只有藝術能夠幫助我們書寫身體,達成「與器官和解」(reconciliation of organ),而哲學的書寫是一種虛構的言說去抵抗政權。
#Session#8 #documenta14
保羅.佩西亞多PAUL PRECIADO
普林斯頓大學建築理論系博士,紐約新學院當代哲學與性別研究碩士。身體政治歷史、性別理論、表演藝術歷史教授,任教於巴黎第八大學。他同時也是酷兒理論的經典《Manifiesto contrasexual》的作者,《Pornotopia: Architecture and Sexuality in Playboy During the Cold War》在西班牙Anagrama Essay Prize中獲得最終提名。佩西亞多在2013年之前都以女性身份在學術圈活動,現以男性身份繼續活躍於學術圈。其在2013年發表過《Testo Junkie: Sex,Drugs, and Biopolitics》此書。
Author: Yuyen Lin-Woywod